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则流行着另一个与佛教有着直接渊源的节日，称为“盂兰盆斋”或“盂兰盆节”。据《佛祖统纪》记载：南朝梁代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荆楚岁时记》有“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寺”的记载，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提到“七月半，盂兰盆”。这一仪式源自佛教典籍《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大目健连因为其母堕饿鬼趣中，于是就在僧人结夏安居的最后一天，备办斋饭、五果、百味，置于盆中，以供十方，其母因而得食。“盂兰盆”为梵语音译，意为“救倒悬器”，没有文献表明这个节日与道教的中元节存在关联。

到了唐代，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都得到极大发展。李唐王朝追认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唐朝对佛教也采取包容态度，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更是假托佛教“女主为王”的符谶证明其特殊地位的合理性，因而大力推崇佛教。佛教盂兰盆斋节所讲目连救母的故事又与儒家伦理的孝道契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在时间上又与自先秦以来便已施行的孟秋时祭相重合。在这种背景下，源于汉末道教“三官”中地官赦罪观念的“中元节”、源于佛教超度亡灵之说的“盂兰盆节”以及中国古代孟秋荐新的祭祖习俗，都选择了七月十五日，于是出现了道教中元、佛教盂兰、儒家尝秋三节并行、相互混融的奇异景象。唐人韩鄂《岁华纪丽·中元》以“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氏兰盆，盛于此日”描述这种情景。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规定中元节开封城也要依上元之例，张灯三夜，区别只在于正门不设灯山。皇帝御楼观灯，赐宴从官。神宗元丰五年（1082），在景灵宫中建十一殿，奉安帝后神御，确定朝献之仪，“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宋史·礼志十二》）。而在民间，与儒、释、道三教均有渊源的中元节，节日礼俗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的记述中，开封城中出现集中售卖明器的市场，民间以竹竿搭建成巨大的盂兰盆，勾肆乐人演出《目连救母》杂剧；七月十四日，预售享祀所用练叶、麻谷窠儿、鸡冠花，七月十五日则有供养祖先的素食之类巡门叫卖；上自皇家，下至民间，普遍流行扫墓习俗；向道者院颁发度牒，集资设立孤魂道场，祭奠军阵亡殁之人。

自唐代中叶至北宋时期，是民间礼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重视“慎终追远”，祭祀祖先的习俗最为完备，《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寒食上坟扫墓、中元节供养祖先、十月朔日烧献、冬至日享祀先祖等，祭祀对象都是先人，唯有那些没有留下子嗣的深宫美人，清明、中元日宫廷派人祭祀，聊慰身后凄凉。但是，世间尚有许多无人祭扫的孤坟，更有无处可归的游魂，在儒家的祭祀传统中无法得到安慰。中元节具有特殊的佛教背景，北宋官方“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两宋之交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孟元老回忆旧京这个节日，更会有特别的感触吧。

《枫窗小牍》的作者与孟元老一样曾经生活在北宋末年的东京城，靖康之难后猝迫渡江，侨寓临安山中，书中一则，专记鸡冠花：“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则儿童唱卖，以供祖先。今来山中，此花满庭，有高及丈余者。每遥念坟墓，涕泪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时花溅泪’，非虚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