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则流行着另一个与佛教有着直接渊源的节日称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则流行着另一个与佛教有着直接渊源的节日，称为“盂兰盆斋”或“盂兰盆节”。据《佛祖统纪》记载：南朝梁代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荆楚岁时记》有“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寺”的记载，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提到“七月半，盂兰盆”。这一仪式源自佛教典籍《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大目健连因为其母堕饿鬼趣中，于是就在僧人结夏安居的最后一天，备办斋饭、五果、百味，置于盆中，以供十方，其母因而得食。“盂兰盆”为梵语音译，意为“救倒悬器”，没有文献表明这个节日与道教的中元节存在关联。

到了唐代，道教的中元节和佛教的盂兰盆节都得到极大发展。李唐王朝追认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李耳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唐朝对佛教也采取包容态度，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更是假托佛教“女主为王”的符谶证明其特殊地位的合理性，因而大力推崇佛教。佛教盂兰盆斋节所讲目连救母的故事又与儒家伦理的孝道契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在时间上又与自先秦以来便已施行的孟秋时祭相重合。在这种背景下，源于汉末道教“三官”中地官赦罪观念的“中元节”、源于佛教超度亡灵之说的“盂兰盆节”以及中国古代孟秋荐新的祭祖习俗，都选择了七月十五日，于是出现了道教中元、佛教盂兰、儒家尝秋三节并行、相互混融的奇异景象。唐人韩鄂《岁华纪丽·中元》以“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氏兰盆，盛于此日”描述这种情景。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规定中元节开封城也要依上元之例，张灯三夜，区别只在于正门不设灯山。皇帝御楼观灯，赐宴从官。神宗元丰五年（1082），在景灵宫中建十一殿，奉安帝后神御，确定朝献之仪，“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择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宋史·礼志十二》）。而在民间，与儒、释、道三教均有渊源的中元节，节日礼俗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的记述中，开封城中出现集中售卖明器的市场，民间以竹竿搭建成巨大的盂兰盆，勾肆乐人演出《目连救母》杂剧；七月十四日，预售享祀所用练叶、麻谷窠儿、鸡冠花，七月十五日则有供养祖先的素食之类巡门叫卖；上自皇家，下至民间，普遍流行扫墓习俗；向道者院颁发度牒，集资设立孤魂道场，祭奠军阵亡殁之人。

自唐代中叶至北宋时期，是民间礼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重视“慎终追远”，祭祀祖先的习俗最为完备，《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寒食上坟扫墓、中元节供养祖先、十月朔日烧献、冬至日享祀先祖等，祭祀对象都是先人，唯有那些没有留下子嗣的深宫美人，清明、中元日宫廷派人祭祀，聊慰身后凄凉。但是，世间尚有许多无人祭扫的孤坟，更有无处可归的游魂，在儒家的祭祀传统中无法得到安慰。中元节具有特殊的佛教背景，北宋官方“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两宋之交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孟元老回忆旧京这个节日，更会有特别的感触吧。

《枫窗小牍》的作者与孟元老一样曾经生活在北宋末年的东京城，靖康之难后猝迫渡江，侨寓临安山中，书中一则，专记鸡冠花：“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则儿童唱卖，以供祖先。今来山中，此花满庭，有高及丈余者。每遥念坟墓，涕泪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时花溅泪’，非虚语也。”